王振耀:中国人的善其实远远没有得到开发

王振耀,创办了世界唯一一所公益高等学府。在完全投身公益研究之前,他是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2010年,他辞去民政部的职位,开始公益研究。

桂林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到了一个慈善要井喷式发展的年代,要培养专业化的公益人才。我们这是世界目前唯一的一个公益学院,你没有参照系。而没有参照系意味着你在创造知识体系,并且要有行动力。你还得跟很多全球的慈善家,包括国内的各种慈善项目建立起联系,想要创造这样一个体系需要很多工作。公益学院这四年,要比我民政部的工作忙超过两倍。

“我在民政部工作期间,其实推了很多政策,但我发现落实起来,在社会上的发育程度不高。后来我跟李连杰先生谈,我说慈善没有一个支撑系统是不行的,大家都停留在你争我打你吵我闹的阶段,没有相关研究和平台,慈善走不远。李连杰先生当时就开玩笑说,你愿不愿意做这事儿?把我问住了,我后来想,我说应该做。”

“我们家是河南农村的,1960年那时候,我们那儿饿死的人不少,我自己也是饿得站不起来了,我很了解穷人。”

民政部工作几十年,王振耀最为骄傲的就是推动建立了城市居民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上亿人从中得到了实惠。

“老百姓的需求是最高政策,宁可立即行动犯错误,也不要让老百姓等着,你要赶快拿出行动方案来。中国这一套体制有它的优势,能为穷人做事的时候用好体制,很多方面开始的时候不一定周全,但一旦做起来,就可以逐步完善。”

救灾救济司的工作让王振耀把“穷人的问题”接触了个遍。城乡低保、救灾救济、大病救助、农村五保户,任何一件跟穷人相关的事儿,王振耀都了然于心。同时,他更首倡“平民慈善”的理念,推动创建了慈善捐助信息中心,让中国慈善的信息透明化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汶川地震也给我了很多触动,2005年我做规划的时候就提出来,到2010年中国的捐赠额能不能达到500亿?因为原来咱们一年不到100亿,大家都说我太荒唐,说这数目太大。但是汶川地震那桂林豪杰律师事务所一年就已经突破了,全年超过1000亿,2009年的时候又过了500亿,你根本没想到,中国人的善其实是远远没有得到开发的。”

吃不饱的童年,在王振耀身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1954年,王振耀出生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三年饥荒时期,他还不足十岁,对于饥饿的记忆,以及想要扫除饥饿的欲望一直伴随到他现在。

“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种使命,就是希望我们应该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希望国家别太穷了,一定要让这个国家富起来。”

王振耀有很多身份,但最喜欢的还是别人称他为“王老师”。当兵之前,他曾教过两年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王振耀的农村记忆,让他知道基层百姓的问题有多么具体。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王振耀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带着童年的饥饿记忆以及对国家和自己前途命运的困惑,王振耀离开了农村。

“我们那一代人当时没想从政不从政的,我做梦也没想到后来自己到了民政部。那时候只想到推进改革,有一个想法要向社会说出来,觉得我在政治学上能不能有一些发明,所以我就老想到理论,想到宏观的东西,想到框架,是这样一种训练。”

国际公益学院建院四年来,培养了三千多名学员。在这里上课的大多是已经有了一定社会成就的企业家、官员、社会慈善机构的创始人等等。这里不仅为这一些想要做好慈善的人提供了方法和理论,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让更多中国慈善人士和世界慈善家有了联合行动的可能。

“中国的慈善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增长期。我们学院做了一个支撑体系,引领了快10年,我认为这个支撑体系应该说是越来越巩固。”

“现在的经济正在发生根本性的位移,比如说长江,现在中央要求从开发到保护,保护不是不动,保护又要有很多新产业,要有很多科技发明和需求,现在就处于这个大转桂林刑事诉讼型时期,这包含着很多‘善’的要素。比如‘科技向善’,不是简单尽到社会责任,而是需要有很多技术发明,让大家感受更好,这个发明刚刚开始,当然我认为现在中国慈善已经迈出一大步了。”

“我认为最紧迫的,第一是养老,应对人口老龄化应该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政府着急,社会着急,这中间有哪些环节需要破题?慈善组织如何和政府的政策对接?如何和社会需求对接?善经济能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完成中国社会更深刻的转型?如何真正把养老、儿童、残障这些话题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都是需要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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