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报告:下半年中国外部贸易环境可能会

上半年,经济取得6.8%的增长,继续领跑全世界。然而,放眼望去,贸易战却如阴影一般笼罩在未来经济走势上。

7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桂林民商诉讼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于春海指出,宏观经济在诸多方面呈现积极变化,但诸多矛盾和隐忧也不断显现。

“这些矛盾和隐忧应该说是我国经济调整和变革时期的正常表现,也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整、增长模式转化、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对象和目标所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更需要关注的是外部风险及其可能与内部风险的叠加。”于春海表示。

下半年,我国外部贸易环境可能会显著恶化,人大国发院建议,应抓住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尚未逆转的窗口期,利用多边利益关系分化带来的利益结盟机会,深化与日本、东盟、欧盟以及俄罗斯等的经贸合作,同时提高国外企业对我国市场的依赖性,以应对外部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抵制欧美等经济体之间可能的结盟。

一个亮点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强化,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进一步提升,专业和商业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占比不断提高;总需求结构不断完善,最终消费在GDP增长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总需求力量更趋合理和稳定。

居民消费升级态势也得以延续,消费增长的新动力继续增强,固定投资达到内生力量逐步增强,对政策性力量的依赖有所降低;对外贸易也发生了变化,我国经济在投入和产出两个方向上对外部的依赖性变得更加平衡,对国外市场净需求的依赖性降低;在微观层面,企业收入和利润保持较高增速,生产成本逐步降低。

不过,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速下滑,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速向下偏离收入增速的缺口扩大;固定投资的增速下滑明显,市场内生力量还难以完全弥补政策性因素退出后的缺口;工业企业绩效改善幅度放缓,工业企业亏损面扩大,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过快;旅行和运输等服务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意味着消费升级过程中不断增长的新兴消桂林律师事务所费力量未能有效地拉动国内供给扩张,这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添了一丝不确定性。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同时是内外两个方面,可以说内忧外患,集中爆发的,实际上应该说美方之所以今年对中国发起这样大规模的贸易战,应该说他们有一个原因认为,现在中国、美国经济处于经济的峰顶,中国正处于此前多年积累的问题集中暴露出来的。这个时候发动这场贸易战,对美国来说是时机比较好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

事实上,虽然我国整体贸易失衡已经显著降低,但是考虑到我国经济运行在投入和我产出两个方向上的对外依赖性,以及国内不同产业的投入-产出联系,出口下降及其引发的进口下降,对国内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并不是相互抵消的,而是相互叠加的。

不过,在梅新育看来,这场贸易战初期,我们受到的压力会比较大,但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受到的压力会递减,而美国经济受到的影响,局部会体现出来。

目前,中国面临比较大的外部风险,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下行、新兴市场金融的风险,以及中美贸易战。

“要谨防美日欧西方联合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我们,甚至出现欧盟和日本的结盟延伸到货币、金融等领域,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等等情况。”梅新育表示。

在人大国发院报告看来,外部贸易环境可能会显著恶化,美欧之间在对华政策取向就可能趋同。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内部面临收入差距扩大和低收入群体实际收入下降,在外部面临多边贸易体系失效和进展停滞,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全面出击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在此背景下的经济增速下滑和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缩小,可能会成为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全面抬头的直接诱因。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发达经济体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经济潜在增速的提高。对内是调整产业结构和重塑经济增长基础,对外是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以及多边贸易与投资规则的重建。

不过,目前,中欧、中日的关系相比今年年初有了比较大的进展,尤其是中日关系的破冰明显。

“美欧日结成西方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我们的风险,我们不能忽视,但也不能够高估。”梅新育表示。

“中美贸易战的判断,中方现在已经在做了,很庆幸的看到中方一直在做工作,确定开放。比如,欧盟产品跟我们具有很大的替代性,所以我们一定要扩大对欧盟的开放,因为对欧盟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日本这个月月底又跟美国重新谈判,如果中日韩自贸区能够很快的往前推进,日本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也将降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表示。

一个风险在于,我们出口降了,进口也会降,但我们的很多的收入消费以及投资是为出口服务的,出口方面受阻,居民收入和消费以及相应的其他投资、固定资产投资都会受到影响,这不是单纯看那个贸易差额能够反映出来的。所以对此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

“建议抓住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尚未逆转的窗口期,利用多边利益关系分化带来的利益结盟机会,深化与日本、东盟、欧盟以及俄罗斯等的经贸合作。加快推进和落实既定的深化开放战略,推动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升级,提高国外企业对我国市场的依赖性,以应对外部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抵制欧美等经济体之间可能的结盟。针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必须兼顾国际市场的供给状况以及国内生产和消费投入需求状况,为调整反制措施留下适当的余地,以降低反制措施可能对国内生产和生活的负面影响,提高反制措施的可信度。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计值和偏紧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防范国外金融风险的传导及内外金融风险的叠加。还需要解决大量跨境资本流动处于监管视野之外的问题,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控效率。在提高外资准入和投资便利化的同时,要兼顾国际发展态势和国内自贸区的试点经验,完善国内规则和法律,提高法律审查的效率。同时,及时梳理和评估我国贸易与投资壁垒的动态变化,构建量化指标和测度。”国发院报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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