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案例:中国司法创新适用“离婚冷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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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昨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正式通过,标志着中国民法发展进入新纪元。与此同时,《民法典》修改的几大亮点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其中包括人格权、侵权、担保、婚姻、继承等编。本文结合第五编婚姻第1077条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以案例为视角,分析“离婚冷静期”的适用问题。

早在2017年,中国司法领域已经开始创新适用“离婚冷静期”,其中,有两起案件曾经引起全国关注,一是2017年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发出的全国法院首张《离婚冷静通知书》案;二是2018年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创设适用“离婚冷静期”调解和好案(以下简称“彭州法院案”)。

大致案情是法院在受理离婚诉讼后,向双方当事人发出个性化订制的《离婚冷静期通知书》(如图所示),以达到夫妻双方重归于好的效果。

上述两起案例是中国司法对“离婚冷静期”的创新适用,对“离婚冷静期”的适用与推广具有典型与重要意义。

适用背景是,根据2016年4月2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018年7月18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等意见和司法解释展开试点创新工作,尤其是“彭州法院案”,由相关报道来看,该案是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立离婚冷静期制度以后,首例适用这一制度成功化解婚姻危机的案件,多次被提名优秀案例评选,获评第十四届(2018年度)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例、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18年度全省法院十大典型案例。

但任何新生事物几乎都是在争议中产生的。上述案例公开后,引起法律界内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上述案例是关于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大尝试,是宝贵的司法经验,具有继续创新和推广的案例价值。一种观点认为,司法公权力不宜过多干涉当事人私权处置,既然当事人已经选择诉讼方式作为解决手段,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依法裁判即可。还有一类观点,认为创新也得有法度,“离婚冷静期”是多此一举的“司法创新”,该冷静的应该是法院。

1. 白文慧:《“离婚冷静期”,给婚姻一个“破镜重圆”的机会 ——离或不离,爱就在那里》,载北大法宝微信公众号,2019年3月8日。

2. 朱达志:《“离婚冷静期”是多此一举的“司法创新”》,载零度评论微信公号,2017年3月22日。

从程序法角度看,法官是否有权在诉讼中直接适用“离婚冷静期”这一问题,涉及到公权与私权、审判权、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家事审判方式改革等诸多内容,并非短短几句话就可以理清楚。

但是,当前实体法领域首先迈出的第一步可以为我们带来新的启示,《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离婚登记设置“离婚冷静期”,这标志着立法层面对“离婚冷静期”的首次认可,表明了立法对于婚姻维护的基本立场,这些可以为法官裁判婚姻案件带来一定参考价值。

无论“离婚冷静期”的启动将带来何种效果,我们首先应思考的是“离婚冷静期”因何入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时表示,“离婚冷静期”设立的目的之一,确实是为了解决离婚率逐年增加的问题。

为了证实这一问题,笔者检索了中国民政部关于结婚离婚状况的数据报告。2020年1月19日上午,民政部举行2020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称2019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947.1万对,离婚登记415.4万对,补发结婚证和离婚证书403.4万对(2019年的结婚率和离婚率尚在统计当中)。

(备注:“离结比”不等同于“离婚率”!中国的离婚率统计采取与国际接轨的做法,具体统计办法是:某年的离婚率=某年离婚对数/某年的平均人口数1000。以2018年为例,全国结婚登记1010.8万对,离婚总对数是446.1万对,离婚率是3.2。)

那当前的离婚率是否高呢,2018年离婚率是3.2,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这需要从历史纵向角度来观察。民政部门的数据显示,中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态势。离婚率居高不下并逐年增长已成为一种趋势,当然该趋势为全国总体趋势,部分地区可能不存在,以上海市为例,《2020年上海市婚姻数据年度报告》首次向社会公众披露1950年至2019年间的上海相关历史婚姻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除2016年出现最高值为5.71外,上海市的离婚率基本都保持在3.32-4.87的区间内,表明过去近14年以来,上海离婚率未曾出现大幅度的起伏波动。

谈及上述数据的目的之一是在看待新生事物时,我们应首先以客观、理性的立场去分析,端正心态。不可否认,离婚冷静期在当下中国可能存在诸多问题,但是法治的车轮是不断向前的,问题与困难在所难免。

离婚冷静期,又称离婚熟虑期,是指在离婚自由原则下,婚姻双方当事人申请自愿离婚,在婚姻登记机关收到该申请之日起一定期间内,任何一方都可撤回离婚申请、终结登记离婚程序的冷静思考期间。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间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第一,离婚冷静期的前提是尊重离婚自由原则。即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不是限制离婚自由,而是在离婚自由前提下给予双方适当时间冷静思考。

第二,离婚冷静期仅适用于登记离婚,不适用于诉讼离婚。上述案例是试点期间法院对家事审判的创新之举,并非硬性规定。

第四,离婚冷静期的结果,是确定当事人的离婚意愿是否真实,决定是否继续或者终结离婚登记程序。

参自杨立新、蒋晓华:《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规定离婚冷静期的立法评估》,载《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根据杨立新教授的介绍,“离婚冷静期”系主要参考韩国的立法经验,主要考虑到大陆法系国家中韩国的立法背景、立法传统等更贴近我国立法现状,但笔者认为,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离婚冷静期”的适用未区分情况。即在存在家暴、精神虐待的家庭,还适用“离婚冷静期”可能会加大受害方或者弱势方的婚姻痛苦;

第二,“离婚冷静期”的期间长短未区分情况。在交通不便等地方应当适用特殊的期限,以方便当事人办理离婚;

第三,缺乏对“离婚冷静期”期间的权利救济。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了两个三十日,这一期间某些当事人可能会办理转移财产甚至转移子女住所,导致另一方合法权利受到侵犯,如何救济是一大问题,可能又涉及合同撤销、无效认定等问题。

第四,登记离婚“离婚冷静期”适用与司法的衔接问题。在当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背景下,民政部门作为受理离婚登记的第一机构,能否借用“离婚冷静期”的立法优势,发挥调解功能,并将这一工作效果与司法对接起来,节省社会纠纷化解成本,优化资源配置。

第五,诉讼离婚法院应否再次调解的问题。即在经历过登记离婚“离婚冷静期”后,双方未能协商离婚而走向诉讼时,法院是否应当再次调解的问题。在经历“离婚冷静期”后,夫妻一方仍坚持离婚,另一方不同意而诉讼离婚的,在笔者看来,此时法院已经没有调解的必要,不宜再适用调解,以节省诉讼时间成本。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设置“离婚冷静期”,可以大大降低冲动式离婚行为,促使夫妻双方理性思考,给予更多家庭新生的机会,让更多的孩子拥有圆满的家庭,相信中国的婚姻状况会因此有所不同,让家庭的幸福和谐不再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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